近日，山西省财政厅设立省级“礼金红包上交专户”和“贵重物品上交专库”，并向社会公布。“专户账号”和“专库代号”均为35581，取谐音“送我我不要”之意，所有款物一律上缴国库，山西省财政厅负责“一户一库”的日常管理。

“礼金红包上交专户”和“贵重物品上交专库”，简单通俗点说，就是“廉政账户”和“廉政专库”，它们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一些地方实践证明，设立“廉政账户” 和“廉政仓库”之后，确有官员主动向账户打入收受礼金红包，向专库上交收受贵重物品。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对 “廉政账户”和“廉政专库”寄予过高期望，更不可将其视为反腐倡廉灵丹妙药，不然就可能舍本逐末。能够主动上交违规收受礼金红包或贵重物品者，要么胆子比较小，要么廉洁自律程度很高。问题是，手握权力者，一般都是久经考验，什么“响动”没见过？应对变故“面不改色心不跳”是其常态，也是多数人的常态，官员群体中胆儿小的真没有几个。另一方面，基于人性自私与贪婪，加上社会转型期面临形形色色灯红酒绿之诱惑，手中握中“呼风唤雨”权力而又能像二月河所说的那样，做到“不是你的钱你一分钱都别动”的官员着实不多。

固然会有官员表现出“送我我不要”的高姿态，将礼金、红包或礼品上交，但这并不能代表所有收到礼金礼品的官员都能这样做，若没有透明的监督机制与硬性的约束铁律起作用，官员极有可能是“送我我就要”。更应该看到，服务公众的现代权力伦理尚未成为官员普遍的心理认同，而各个层面权力暗箱操作空间也远未完全晾晒于公众视野的阳光之下。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无论是从思想动员上还是从实际操作上看，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当此现实语境，反腐倡廉，设立廉政账户或专库尽管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绝不能满足或止步于此。前些年有地方就出现官员每年向廉政账户上交10万元礼金，因而被评为“廉政模范”，等到落马后纪检部门才发现，该官员每年上交的赃款不过是收受礼金的十分之一而已。设立廉政账户同时，更要通过公布单位权责清单，制定由民众广泛参与的廉政风险防控措施，规范和监督权力的运行。

就像门锁“防君子不防小人”一样，廉政账户亦只能唤醒少数官员的主动自觉，要让绝大多数官员都能做到“送我我不要”，设立廉政账户之后，更须建立健全并逐步完善防范权力寻租的严密屏障。